在過去的幾天，國內多個城市的同性戀者利用5·17國際不再恐同日(IDAHO)的機會走上街頭，向公眾倡導反歧視。在長沙，來自14個省市的100餘位同性戀者參加瞭當地的街頭活動，“我同志，我驕傲”、“撐同志，反歧視"的口號響徹湘江邊。中國的同性戀者在經歷瞭"去罪化”、“非病化"之後，年輕一代同性戀者不再被動躲避，開始走進公共空間，主動與公眾交流。
流氓罪時代：身份曝光會被送進牢房
1997年之前，中國的同性戀者很可能因為同性戀身份或行為曝光，而被以"流氓罪"判刑，老一代同性戀者需要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，相互之間的交往多隱於地下，“像特工一樣，甚至還有接頭暗號” 。很長一段時間，“流氓罪"就像懸在同性戀群體頭上的"達摩之劍”，讓同性戀者時刻充滿恐懼。
這種恐懼常常變為現實。筆者最近收到湖南一位81歲李姓老人的來信。信中說，他因與一名男子有同性戀情，1969年被人舉報後，被認定為"雞姦罪”，判處有期徒刑二年，並被當時的革委會宣佈"開除黨籍、開除工職。“判決書稱，當事人"由於資產階級的卑鄙下流，噁心不改，墮落甚極，嚴重破壞瞭社會主義道德風尚。“這份判決書，伴隨老人一生，也改變瞭老人的一生，工作和待遇都大受影響。
在北京，一位叫"老巴黎"的同性戀者，大學畢業後擔任公職，在70年代和1982年，兩次因同性戀事實被判刑，至今風燭殘年，沒有退休金，生活困頓。在那個整齊劃一的時代，同性戀除瞭會被判刑，還要面對熟人社會的指指點點，甚至侮辱，大家都依賴體制，絕大多數同性戀者為瞭生存，只得走進異性婚姻，偽裝成異性戀者。而同性戀在公眾心目中的印象是罪犯，是"流氓、雞姦犯”。直到1997年，新修改的《刑法》將"流氓罪"去除，很多同性戀才算松瞭一口氣。
疾病時代：同性戀會被送去治療
在中國，同性相戀很長一段時間被當成精神疾病。直到2001年4月，《第三版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》，才將"自我和諧"型的同性戀去除。筆者老家一位女鄰居，結婚後不願與丈夫同床，在床的中間放置木板隔開，回到孃家跟家人說後，被父親暴打，後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療一年。
而另一位河北的同性戀者，跟父母出櫃後，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療四年，一位健康的年青人被治療成瞭病人，藥物的後遺症，讓他生活難以自理，時常感到頭痛欲裂。還有很多同性戀者不敢告訴家人，自己偷偷的在手上戴著橡皮筋，當對同性有衝動和幻想時，就拉長橡皮筋彈自己幾下，讓疼痛佔勝慾念。甚至有人買來氨水，每當想同性時，就開啟來聞一聞，讓惡臭的氣味驅散對同性的嚮往。這些"治療"當然並不能起作用，更多的民間"偏方"浮出水面，有人被要求"加強自律”，有的求助巫婆神漢或燒香拜佛。除瞭被外界當成病人，很多同性戀者自己也把自己當病人，渴望改變。人們提起同性戀時，常加上"患者"二字。
同樣是2001年，湖南衛視《有話好說》欄目，因做瞭一期"走近同性戀"的節目，編導和主持人均"被下課"。很長一段時間，在公眾媒體上，同性戀從不能以正面形象出現，涉及同性戀的電影也被原廣電總局禁止在公共影院中播放。
現在，我同志我驕傲
直到2004年，中國政府才第一次公開承認，中國有500萬至1000萬青年男同性戀者。在這之後，同性戀在中國的活躍程度顯著增強，媒體對同性戀的報道大幅增多，也更為客觀。
伴隨網際網路成長的一代年輕同志，很容易獲得同性戀資訊，自我認同更快，糾結更少，也很難感受到老一代同志在"流氓罪"時期的恐懼、在"精神病"時期的被歧視。除瞭資訊化帶來的影響之外，年輕一代同志不必人人依靠體制，個體生存的空間拓寬，老一代同志擔心被單位開除丟飯碗而瞻前顧後，很多年輕人則"大不瞭換個單位"。
與老一代同志很多人走進異性婚姻，過著實質上的異性戀生活不同，年輕一代同志，很多根本就沒打算結婚，顧慮較少，而城市化的程序，幫助很多人遠離故鄉，在陌生的城市裡，人際關係疏離，自由度更大，與陌生人出櫃也相對容易。一些同性戀者開始跟家人、朋友和同事公開身份，與同性伴侶同居，甚至共同置業。
另外，同性戀機構最近幾年大量成立，很多人開始成為職業的同志活動家，他們的職責就是推動同志權益，而提高社會可見度是同志爭取權益的重要一環，因此，大量的同志活動開始進入公共空間。
而西方的同性戀運動，經過幾十年的努力，開始進入收穫期，代表同性戀平等權益的同性婚姻在十多個國家合法化，國際同性戀運動所取得的進步，同樣影響著中國，中外互動頻繁。中國的同志活動家開始利用現代公益的手法，頻頻製造話題，透過媒體發聲，讓同性戀群體的聲音更響亮。
5月17日的長沙同志遊行中，一位中年路人問一位參與者：“你們這是幹什麼？”
“反對歧視同性戀！”
“難道你不怕別人以為你是同性戀嗎？“中年人問。
“有什麼好怕的，我本來就是同性戀啊！“年青志願者大聲地回答。
作者：阿強，同性戀權益活動家。現任同性戀親友會執行主任。同性戀親友會成立於2008年，英文簡稱PFLAG China，系中國男女同性戀者父母、家人和朋友組成的民間草根組織。